在儒家看来，富贵加身而锦衣玉食是士君子的重要标志吧，而道家则不同。这种不同在庄子身上尤为明显，当楚王派使者礼聘他时，他说了句千古名言：“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这种宁愿“泥中自在”的态度，正是标准的道家风范。
庄子是崇尚淡泊的，但到了魏晋时期，却变得香火鼎盛起来，因为那时的士人们喝酒、吃药之外，纷纷空谈老庄，作为名士风度亦为仕晋之道吧，而风度之最者便是“竹林七贤”了。“竹林七贤”是名士中的名士，但他们是人不是神，既改变不了五胡乱华，也阻止不了宗室之争，唯有悲叹，唯有恐惧，绝望中只好放浪形骸，去酒乡中避难。
虽然也可说是一种无奈，但他们为官总是严重渎职，误国误民。“竹林七贤”中做官最大的，是王戎，他位列三公，不仅如此，还曾被征为侍中。但他的行为却让人质疑他的清廉。他父亲逝世后，被赠予百万钱财，他拒收，这一举动让他声名大噪。然而，在他的政治生涯里，有许多事件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能保持清廉，比如他接受了南郡太守刘肇的十丈细布作为谢礼，并给司隶校尉刘毅写信感谢这一点。
尽管晋武帝开脱了王戎，说他没有私心，只是不愿意与别人不同的样子，但是这一行为还是遭到了清议者的鄙视。而且，即使当上了宰相，他也不把天下大事放在眼里，“与时浮沉，无所匡救。”这说明即便位高权重，也可能失去了对国家责任感和廉洁自律的追求。
《世说新语》记载俭啬一篇共有九条，其中四条都是关于王戎的事。《晋书》提到王戎“性好利”，多置园田水碓聚敛无已，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吝啬的人。他不仅会计算自己的财产，而且还十分吝啬到连女儿嫁出都要借钱给她，只是在女儿归回省亲后才收回借款。这一切都显示出了他的极端吝啬和对金钱至上的追求。
其实，在那个时代，即使一些人的清廉也是受限于社会环境。在那个奢侈化的大背景下，即便想保持清白也很困难。不过，也有一些人物能够超脱这个时代，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展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格魅力，如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便住泊青溪渚，被发现暴雨又小船狭窄无法容身，而他却因为对方人的清廉因此再次启用；还有韩豫章遗绢百匹都不接受，最终只留下一匹，都不能满足自己精益求实的心理需求，这样的故事令人敬仰，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复杂多变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