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道士在全球化时代的宗教选择中,王志成和朱文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这个时代,各种宗教不仅要面对自己的内部危机,还要应对与其他宗教相遇时产生的挑战。这需要一种新的选择,一种能够将各自的信仰理念融合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之中。
首先,他们强调了“时间之箭”的概念,这是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爵士提出的关于时间线性的描述。这种线性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历史理解,也影响了我们对未来的期待。然而,这一概念并没有考虑到人类精神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包括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对话意识、文化意识等。
这些精神现象是由我们这个特殊时代带来的结果。这是一个由交通和通讯技术推动的人类生活全面 globalization 的结果,同时也是科技渗透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志。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变局,它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揭示了重重危机。
在处理这些新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三种代表性观念:汉斯·昆(Hans Küng)将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转换”应用到了文化和宗教领域;卡曾思(Ewert Cousins)和阿姆斯特朗(Armstrong)提出了“第二轴心时代”的概念,以区别于轴心时代;斯维德勒(L.Swilder)则主张进入“全球对话的时代”。
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宾格勒就预言了西方文明的衰落,而汤因比则比较了二十一种文明,并总结出一种挑战与应激模式。而塞缪尔·亨廷顿预言了一场文明冲突,他说:“当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时,他们可能会导致暴力。”因此许多哲人如保罗·尼特(Paul Knitter)、约翰·希克(John Hick)、约翰·科布(John Cobb)、阿部正雄(Masao Ale)、雷蒙・潘尼卡等,都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一问题。
潘尼卡特别强调,没有对话,不同民族间无法理解彼此。他写了一本名为《对话经》的书,其中他指出从个人层面到历史层面的宗教相互理解是必要的。他认为,没有这样的理解,就没有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或人类共同体。
最后,安伦提出了一种基于理性信仰之道,即建立一个宗教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基于理性的信仰,并且反过来又构成了理性的基座。他同意约翰・希克关于寻求救赎或解脱是后轴心世界各种宗教核心目标,但他不同意非理性倾向。他说,在科学知识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每个宗教都必须开放接受科学和理性的检验,而不是停留在蒙昧、片面、局限、相互矛盾、迷信偏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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