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研究中提出“秦汉新道家”这一概念。1981年，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并于1984年出版了《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虽然这个概念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而与此同时，关于黄老之学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如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丁原明的《黄老学论纲》，以及胡家聪、白奚、陈丽桂等人的作品，他们都从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展开讲述，包括了秦汉时期的“黄老道家”。我提出的“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后者也是我所探讨过或考虑过的一部分。“黄老”的成分在文献中有其依据，《史记》中就有多处提到申不害、韩非等人将自己的学说归结于“黄老”。
随着对古代文献资料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 黄帝书籍”的数量日益增加，这些书籍基本上可以归类为道家的杂异思想，其中包含了一系列以神仙、阴阳五行为主体，以医经、历谱为辅助的小说类作品。此外，还有一些简帛材料表明，有更多被认为是属于黄老思想范围内的地理位置，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视角。
在与儒家的争鸣背景下，道教抬高了黃帝，将他作为创作和包容各种思想和知识体系的一种策略。这一做法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中的一个应对措施，以增强自身理论体系竞争力。在西汉初年的政权变迁期间，当权者开始信奉和实践基于黃帝及古代智者的智慧，从而推动了黃 老學說在當時社會中的普及與發展。
通过对比先秦至魏晋唐宋不同历史阶段下的道家流派，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性格。先秦以庄子的自然主义为代表；战国至西汉，则是以黃帝為中心，与戰國時期相似的書籍記載；魏晋则融合儒家元素，为后来的三教合一铺平道路；而唐宋则更偏向于三教合一，对其他宗教产生影响。而这些不同的称谓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极强包容性的特点，它们不断地吸收新的观念，不断地创新，同时保持自己根源上的核心价值观——即以《易经》、《庄子》、《列子》（或者称之为天人合一）来指导宇宙万物规律。
因此，用如"秦漢新道家"、“魏晋玄學”，以及後來形成的事實上又一個稱呼"唐宋、新 道 家"來形容這個歷史發展過程，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示中國傳統文化如何通過時間與空間跨越，不斷轉化並創造出新的價值觀念，這種創造性與開放性正是中國文化獨有的長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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