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的英雄辈出，但能出将入相且善始善终的曹参实乃罕见。在史书上，他以“不治事”闻名，却被誉为贤相、名相，这或许是他独到的处世之道。
据载，曹参与萧何素有深交，当高祖定都时，其功次于萧何，被推为第一，但因鄂千秋之言，最终只得次席，此事引起了两人间隔阂。然而，在萧何临终前，他推荐曹参继任丞相，而当听到萧何病危，曹参即告仆人准备进京，即使朝廷使者召他进京，也未曾迟疑。这显示了他对朋友的忠诚和对人物的深刻理解。
接任丞相后，曹参选择木讷厚重长者为丞史，对那些追求声誉过度的人则予以排斥。他日夜饮酒，不变更已有的条文，只是遵循萧何时期的法令，以此保证政策的一致性，使百姓安居乐业。
对于小过失，他总是掩饰而非责备，因此朝堂上常享和平。他的儿子曹窋曾被问及父之不理政务问题，被打二十下鞭子，这展现了他对权力和责任的严肃态度。
面对惠帝质疑，不仅自己遭责难，还让儿子劝谏，却仍坚持己见，将其归咎于天下的大局与先前的决策。当年高祖与萧 何定国立天下，法令已定，如今皇帝应顺其自然，让臣民恪守职责，无需多虑，便可达到安定的国家。此举体现了他的自知之明以及在国家层面的稳健政策。
作为用人的艺术，他似乎遵循着“守拙”、“尚愚”的原则，并非压抑创新，而是在当时乱世需要稳定的时候，以确保人民休养生息。而对于团结宽容方面，他也颇具特色，“掩盖细过”，使得官府里常享太平。
在离开齐国之前，他特意嘱咐后任丞相：“刑狱市场不可多加干涉。”这表明他的管理哲学，即避免逼迫到绝路，以及料敌机先、未雨绸缪，是一种精明睿智的领导方式。这两点都是道家精神的一种体现，用来衡量开创还是守旧，则应视情况而定。
《史记》中提到：“三公作威作福”，但对于曹 参来说，其行为并没有招致负面评价，而是得到人们赞赏，“载清净民宁”。因此，可以说尽管他的做法看似简单，但实际效果却显著，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另类治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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