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英雄辈出，是不缺人才的。但能出将入相，而且善始善终者，似乎唯有曹参。
史载：曹参为布衣百姓时，与萧何相善，后来汉高祖定元功位次时。群臣皆推曹参为第一，认为他身受七十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只因鄂千秋的反对，结果萧何居首，曹参第二，这导致两人有了隔阂。但萧何临终时推荐曹参为相。而当天夜里，他告诉仆人赶快收拾行李，说：“我将进京为相。”没过多久，他果然被朝庭使者召进京。此事足见他对萧何的了解，也足见他的知人察事之能。
接任相国以后，他选来木讷厚重长者为丞相史，对那些言语文辞上苛刻深求的人，都赶走了。他日夜饮酒，不变更任何事情，都遵循萧何时条文。在卿大夫前面喝醉，以至于他们都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有小过失就掩饰遮盖，因而大家都安心无忧。他儿子曹窋曾因为中大夫，被惠帝怪罪说他不治事，以此欺年轻皇帝，因此被命令去问父亲这个问题。回家后照办问了，但遭到了父亲二百鞭打，因为这不是应该由他讨论的问题。在朝堂上又因为这一点与惠帝发生争执，最终通过巧妙的话语证明自己的立场，即便是皇帝也无法超越高祖和萧何所制定的规矩，只需顺应自然，无需多做改变。
从这些记载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两点值得学习：自己有“自知之明”，对于人则难以糊涂。那为什么会“不治事”呢？因为当时乱世初定，没有更多干扰民众的事务，而是坚守既定的政策，使得人民能够安心休养生息。
他的用人之道似乎遵循着道家的原则——守拙尚愚，并非压抑创新精神，而是在那乱世背景下，让人们尽可能地免于干扰。这也是注重团结和宽容的地方，在他的府中总是保持着和谐稳定。
在离开齐国之前，他特意叮嘱继任丞相不要介入刑狱和市场管理，因为这是国家的大风起于细微之处，一旦介入，将引发更大的混乱。而且良莠不分，便容易滋生坏人的根基，因此要让其自然发展，不要过度干预。如果太严格，那么坏人哪里可藏？这样国家岂不是危险？
这种策略既体现了个人品质，也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即料敌机先、未雨绸缪。在选择开拓还是守旧的时候，要视情况而定，这正如《史记》所载：“参与代法画一；保全勿失清净，一宁民心。”
因此，“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观念很重要，而不是简单地追求显示自己的能力，而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手段实现实际目标，这对于管理者来说是一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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