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英雄辈出，是不缺人才的。但能出将入相，而且善始善终者，似乎唯有曹参。曹参为相以“不治事”闻名，却被誉为“贤相”、“名相”，应该是有独到之处吧。
史载：曹参为布衣百姓时，与萧何相善，后来汉高祖定元功位次时。群臣皆推曹参为第一，认为他身受七十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只因鄂千秋的反对，结果萧何居首，曹参第二，此导致两人有了隔阂。但萧何临终时，为推荐曹参作丞相。而当听闻萧何病危，他便告诉仆人赶快收拾行李，说：“我将进京為相。”没过多久，便朝庭使者果然召曹參進京。此事足见他对萧何的了解，也足见他的知人察事之能吧。
接任丞相以后，他选来木讷厚重长者为丞史，对那些言语文辞上苛刻深求的人，都赶走了。他日夜饮酒，不变更举事，一遵萧何约束。卿大夫见他不理政务，都想来劝谏，但凡是来者，他便饮以醇酒，让他们喝完，再想说话，就给好酒直到大醉而去，无一人得开口说话的机会。
他见别人有小过失，就掩饰遮盖，因而大家都安心无忌。他儿子曹窋中大夫，被惠帝怪其不治事，以此怀疑他欺年少，便对其说：“你回去这样问你的父亲：高帝刚弃群臣而去，你年轻，我每日饮酒，不理政务，是怎么忧虑天下事？”
回到家中按惠帝所教问了，将此情报告父母，有怒打二百鞭曰：“天下大事，不是你所应当议论。”在朝廷上遭惠帝责难，说自己打儿子，是因为自己教导如此办法。当面询问谁比高祖更聪明或比萧何更能干时，他低头叩谢，并解释说：
陛下自视与高祖谁更胜？答云：“吾哪里及先帝？”又云：“君如未及公孙弘。”（公孙弘乃古代著名学者）随即说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使得惠帝理解并赞同他的做法，从这些记载可看出至少两点值得学习：于己有“自知之明”，于人能“难得糊涂”。
那么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只是因为当时乱局初定，更不能再生扰民，“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 何约束”。个人方面显示了自知之明，而国家则保证政策稳定，让人民能够安宁休息。在用人的方法上，其实遵循道家的原则，即守拙、尚愚，并非压抑创新精神，只因当下的情况已经很疲惫，所以只要尽心守职、勿失就好，同时注重团结崇尚宽容。
最初离开齐国返回朝廷前特别嘱咐后任丞 相，“我现在把齐国刑狱市场托付给你，请千万不要多加干涉”。后任丞 相询问是否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物，而回答说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因为刑狱市场正如风起于青蓬一末一样广泛且藏污纳垢，最好让它自然发展，不妨网开一面。如果过度干预，那么坏人的存身之地就会消失，他们岂不是会出来兴风作浪，使国家危险？因此，这件事放在首位。这件事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一是在选择策略；二是在处理现实问题中运用策略，用料敌机先、未雨绸缪等智慧指导行动，这都是体现道家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如何选择策略应视具体情况决定。这段历史展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心路历程——通过保持一种超越世俗争斗与权力斗争的平静态度，即使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也能够保持冷静和清晰思维，而这一切正是由那份特殊的情感基础——对于往昔巨星们信仰和尊敬所产生的一种持续影响构成。不仅如此，这些行为还被人们歌颂，在《史记》中称呼作为一种典范，如同画卷般完整无缺，又如数学一般严谨准确。”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如何正确理解领导者的角色，以及如何有效管理一个国家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非常富含哲学意义的问题，比如怎样既保持坚定的决断，又允许灵活适应变化；怎样既保护传统秩序，又鼓励新的创意；以及怎样平衡个人的需求与集体利益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了，它们都关系到人类社会一直以来努力探索的问题，比如政治理论、经济政策乃至个人修养等领域。此外，还可以从另外一些层面分析，如文化交流与融合、历史演变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研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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