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英雄辈出，是不缺人才的。但能出将入相，而且善始善终者，似乎唯有曹参。曹参为相以“不治事”闻名，却被誉为“贤相”、“名相”，应该是有独到之处吧。
史载：曹参为布衣百姓时，与萧何相善，后来汉高祖定元功位次时。群臣皆推曹参为第一，认为他身受七十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只因鄂千秋的反对，结果萧何居首，曹参第二，这导致两人有了隔阂。但萧何临终时，他推荐曹参为相。而当听说萧何病死，他告诉仆人赶快收拾行李：“我将进京为相。”没过多久，即朝庭使者果然召他进京。此事足见他对萧何的了解，也足见他的知人察事之能吧。
接任丞相以后，他选来木讷的厚重长者作为丞史，对那些言语文辞上苛刻深求、追求声誉的人，都赶走了。他日夜饮酒，不理政务，无所变更，一遵萧何时的条文。卿大夫见此情形，都想来劝谏，但凡是来者，他便饮以醇酒，让他们喝完再说话，又给好酒直到大醉而去，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当别人有小过失，他就掩饰遮盖，因而大家都安心无忧。这正如道教三经中提倡的大智若愚，用人的策略，或许在当时环境下是一种明智选择。
他的儿子曹窋曾被惠帝怪责，因为他以为高祖刚刚弃群臣而去，而自己年轻，所以对他说：“你回去这样问你的父亲：高帝刚刚弃群臣而去，你年轻，我每日饮酒，不理政务，是怎么忬天下事？”于是，被打了一百鞭，因为天下大事不是应议论的事。他在朝堂上还以颜色，说：“陛下自己看与高帝谁更胜？”惠帝回答说：“我哪里能跟高帝比。”然后又问：“陛下看我与萧 何哪个更有能力？”惠帝答道：“好像君不及萧何。”最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因为既不能超越前人的成就，也不能改变已定的法令，只需恪守职责，不要有什么过失，就可以了。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两点值得学习：一是在个人方面具有自知之明，在国家方面则保证政策连续性，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二是在用人方面遵循道家的原则，“守拙”、“尚愚”，但并非压制创新精神，而是基于当前情况百姓难以承受干扰，因此只要尽心守职、遵守法规即可。在团结和宽容方面也是注重，以至于国府里总能保持安稳无乱状态。
另一次事件中，当离开齐国返回朝廷之前，他特别叮嘱后任丞相不要多加干涉刑狱和市场，并解释为什么这两件事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包罗万象且兼容善恶，最好让其自然发展。如果管理太严，则坏人会找不到存身之地，从而可能引起风波或危险。而这种做法体现了他的治世平易，为人宽厚，以及料敌机先未雨绸缪的心思，其实质也符合道家精神——选择适宜的时候进行开拓和限制，有时候要懂得放手，让事情自然发展。
通过历史记录我们可以看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很常见，有些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或不同意前任，他们往往采取直接行动，这通常并不成功。而“不治事”的方式实际上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手段实现真正有效的事情，对于管理层是一个不同的启示。
总结来说，“无为”并非意味着懒惰或缺乏主动性，它其实是一种策略，用以达到目的。在某些情况下，将权力交由民众决定，可以避免政府干预造成的问题，同时也不会引起社会上的反弹或者政治上的冲突。这正如《史记》中的描述那样，“参与清净、民宁一”，确实证明了这一策略正确性。
因此，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看待这样的人物，如同研究古老文献一样，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丰富意义。“无為”的哲学在现代社会也有其价值，比喻它展示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领导方式，即允许其他力量作用，而不是完全控制一切，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更多创新的空间，同时减少错误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