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英雄辈出，是不缺人才的。但能出将入相，而且善始善终者，似乎唯有曹参。
史载：曹参为布衣百姓时，与萧何相善，后来汉高祖定元功位次时。群臣皆推曹参为第一，认为他身受七十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只因鄂千秋的反对，结果萧何居首，曹参第二，这导致两人有了隔阂。但萧何临终时，他推荐曹参为相。而当曹参听说萧何病死，他告诉仆人赶快收拾行李：“我将进京为相。”没过多久，朝庭使者果然召曹参进京。此事足见他对萧何的了解，也足见他的知人察事之能吧。
接任相国以后，他选来木讷厚重长者为丞相史。他日夜饮酒、举事无所变更，都遵循萧何时条文。这卿大夫见他不理政务，都想来劝谏他，但凡是来者，他便饮以醇酒喝完，还想说话，又给好酒直到大醉而去，没有开口说话机会。
在处理小过失方面，就掩饰遮盖，因而大家都安宁无忧。当他的儿子作为中大夫被问及此事时，因为惠帝怪罪于其父不治事，以此让孩子去询问父亲：“高帝刚弃群臣而去，你每日饮酒，不理政务，是怎么忖度天下的大计？”于是，有了这样的情景：孩子回家按惠帝所教问了，而这却激怒了父亲，让儿子挨打二百鞭说：“天下大事，不是你所应当议论。”
从这些记载看，我们可以学习两点：一是在己自知之明，在人难得糊涂；二是在国家政策上保持稳定性，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在个人层面是自知明智，在国家层面则保证政策连续性，从而保障民众安宁生活。
关于选择守旧还是改革的问题，可以参考道家的“守拙”、“尚愚”原则，并非压制创新精神，而是因为当时的情形百姓实在经受不了更多干扰，所以，只要尽心守职、遵循既定的法规即可。如果没有干涉，那么刑狱和市场就不会成为坏人的藏匿之地，对国家来说是一种预防风波发生的手段。这种做法体现了一种宽容与包容，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料敌机先、未雨绸缪的心思，这些都是道家精神的一部分。
总结起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很多人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有意同前任对着干，但往往效果不好。而曹 参 的“不治事”，实际上就是以一种“无为”的方式实现真正有效的人才选拔与使用，对于管理者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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