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北京白云观举行了全真派第一次的传戒合影活动，图片由宋士洪道长提供。戒律是禁止之义的核心，是归真修行之务。在天真的皇人看来，只有符合模范的道士才能被称为道士，而只有遵循规矩的人才可被称为真人。一旦进入戒坛，戒者必须秉持诚意接受戒律，注重仪式庄严，不忘五祖和七真的大德，以此立足于全真派的榜样中。
严格来说，全真派的传法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更是一项严肃而重要的教务工作，它体现了道教中的严肃纪律和对教制建设的重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全真派自认为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支，但实际上受戒活动早已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即便是在佛教之前。
例如，在敦煌文书中，有一份唐景云二年的《十戒经盟文》记录了王景仙女道士如何向张泰法师受取十大誓言，这份文本展示了唐代道士受戒的情况。因此，有些学者主张佛教对道教传授习惯有所影响，但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因为印度早期佛教并没有明确记载过类似的传授仪式。此外，中国佛教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唐宋时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对比，使得提及此点也显得有些偏颇。
全真派对于其传授体系十分谨慎，对方丈大律师在未找到合适接班人之前不会轻易开放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根据《玄都律坛内庭要秘》，一个合格的人物应具备十个品质：好求胜法、好近贤智等等。而方丈大律师在选择与谁分享其精髓时，则更加挑剔，他们要求心行纯净、骨相坚定且无逆性、健康而不患疾病等条件。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他们会将这些宝贵知识隐藏于名山福地或海岛龙宫里，让自然界决定何时出世。
从太上到下流，每一步都是按照科仪进行的一个过程，这成为了后来的正统信仰。而最初的时候，门庭若市的小小希望，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简短而清晰的心灵守护——远离欲望，保持宁静。这一切都源自老子那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曾经梦想着创造一个世界，没有私欲，也没有恐惧。这就是《老君想尔戒》，正一天师最原始也是最神圣的一部典籍，它代表着所有后的禁忌，也是我们追求精神自由的一个起点。在魏晋南北朝，一系列如“三皈”、“五戒”、“八戒”、“十戒”的规范逐渐形成，并随着时间推移，最终演变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各个宗派之间差异巨大的“传断”。
但当北宋时代出现了全真派之后，我们看到了一场新的风潮——一种更为正式化和系统化的地步产生了一套完整而复杂的情境。在这个环境下，“六耳不谈”，即只有真正理解这套体系的人才能够继续教授下去，而非简单地将其散播出去给任何愿意听的人。这一切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战略：保护自己珍贵的心灵财富免遭误用或者滥觞，从而达到修炼成仙这一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制度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如何识别真正值得信赖的人，以及如何防止知识被滥用等问题，都成为人们不断探讨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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