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瓷器艺术已臻完美，其宁静典雅、含蓄自然、清新质朴，如春水明月，绿云薄冰，引人深思。我们既赞叹其完美，也需探究那隐藏于表象之下的精神世界，这是理解宋瓷精神的钥匙。《通志》中的“制器尚象”说提醒我们，人们不仅为实用而创造，还有所寄寓，即有所取象。
《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宋瓷则达到了道器合一的中国艺术最高境界。器亦道，道亦是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探索宋代从立国初期推行偃武修文国策，以及大力推崇和崇奉道教，使得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浸润其中。
通过分析宋代瓷器，我们发现它们不仅反映了日常生活需要，而且成为了传播思想与文化的物质载体。因此，我们把宋代瓷器由造物产生的造型提升到道的高度来认识。
在战争频繁且多次失利的情况下，随着割地赔款、送礼求和成为常态，一种内省自我、调息自控的情怀逐渐形成。这正是无为观念及理学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表现出的特征，它鼓励个体探求内心世界，从此将人的审美情感过滤并提纯至极致。
这股趋势使得艺术追求转向意态神韵和典雅平淡，而非外在宏大或激烈情感。此时，以梅瓶为例，小口细颈、肩部圆润收腹敛足，如玉立少女娇艳不轻佻，有端庄妩媚可人。在曲线和直线交织变化中，大方小圆结合，让梅瓶显得端庄秀美，但又始终保持内荏羸弱，不张扬也不外向。这正是对比唐代追求外部事功个性的展现，以及对内敛静若处子的追求，是返璞归真的体现。
通过这些装饰手法，人们摆脱了以物役心的心灵桎梏，使心灵得到解放与净化达到人与宇宙浑然一体境界，即道境界。同时，由于强敌压境，对内部空间尺寸进行收缩也是一种心理压力的反映，这也是老子“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某种映射。
釉色装饰方面，则更深入阐释了老庄美学，并将其作为最高审美境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汝窑官窑哥窑，都以天青色为尚，将自然本原状态贴上“天法自然”的标签。而釉面的纹理，如冰裂纹，以其如同冰开裂般晶莹透亮气象万千变化无常，将原本缺陷转化为美，这正是在工艺上的一个转化过程，也反映出一种超越性别色的审美趣味。
最后，在钧窑花盆等作品中，最能代表这种追寻自然真实之美的一面。钧窑 釉色形成完全依赖于金属元素在火作用下的反应，没有一点人为因素，只有自然本真，无稍欠缺，与“制器尚象”的寓意相呼应。这一切都展示了如何在物品中体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理状态，以及它所承载的大量历史意义和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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