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开始，瓷器艺术已经达到巅峰，其宁静典雅、含蓄自然、清新质朴，如同春水明月、绿云薄冰，让人不禁产生无限遐想。我们既惊叹于宋瓷完美之境，也需探究其背后隐藏的精神世界，这是解读宋瓷精神的钥匙。
郑樵在《通志》中提出了“制器尚象”的说法，他认为人们创造器物既为了实用，也为了“有所取象”，即寄寓某种意念。《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宋瓷恰好体现了中国艺术中的最高境界——道器合一，器亦道，道亦是器。
在宋代，一国偃武修文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文化教育的繁荣，使整个社会沉浸于“郁郁乎文哉”的氛围中。而统治者的推崇与发展使得道教深入人心。
文化传播往往依托符号。在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用具中，瓷器不仅是实用的载体，更是传播思想与文化的一种形式。因此，人们将宋代瓷器由造物生成的造型提升到更高层次，以理解其蕴含深厚的心理意义。
在频繁遭受少数民族政权侵扰后的战乱和割地赔款之后，唐人的气概渐渐消失，而宋人则转向内省自我，对外界企盼减少，对内心进行反视与调息。这促使无为观念及理学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使个体追求内心世界，从而通过审美情感过滤和提纯达到极致，不再追求宏大的外表或者激烈的情感，而是一种精妙透彻的心灵观照和细腻的情绪体察。
随着国家收缩疆域的心理压力加剧，以及修文偃武策略导致内向思维增强，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注重意态神韵和典雅平淡的审美倾向。这种特质正是在梅瓶等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小口、大颈、高肩、收腹、敛足，都像玉立少女般娇艳却不轻佻、娇答且含羞，是端庄妩媚又令人神往的事例。曲线与直线交织变化，在造型上展示出方圆结合，是一种回归本真并非张扬外向博大的审美趣味。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以最大的弧线表现丰满效果，即代表着唐人的外向性格；而宋代梅瓶以内敛静若处子的造型，则映射出返璞归真的道家思想以及“致虚极，守静笃”哲学，并将这一精神融入到了陶艺制作过程中，使心灵得以解放和净化，最终实现了一种宇宙间的人类整合，即达到了超越世俗凡尘至高无上的境界——即达到了道家的境界。
尽管如此，在实际制作当中，由于不断受到战争压力的挑战，大多数工艺品都呈现出了尺寸收缩趋势。这也是老子那句著名的话语“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其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映射。而釉色装饰方面，则更加偏爱天青色，以它作为最接近自然本色的颜色，并将其贴上了 道家的标签，因为他们相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自然就是自己本原状态，因此天青便成了一个充满 道性的颜色，用来描述那些超脱世俗功利，无欲则刚的人生态度，同时也代表了一种生命力自身追求，不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去支配自己的行为方式，只要保持这种自我控制，就能达到真正自由自在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状态。
总结来说，无欲则刚这句话对于理解古人的价值判断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它意味着一种没有私欲，没有贪婪，没有冲动，但仍能保持坚定决断和冷静智慧的人生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待艺术尤其是陶艺的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追求简洁优雅，不搞复杂浮夸，以及注重材料本身固有的质量，而不是刻意雕琢，这些都是基于那个时代特别强调简单生活方式和避免过度奢侈消费的情况下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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