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众多先哲提出了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自然观是我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精髓，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原则和方法。“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体现了这一观念。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开始不断中国化，广泛吸收和融合儒道两家的重要思想，其“自然观”也不例外。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概念进行借用，并运用老庄玄学中的“自然观”。如《道行般若经》将“般若波罗蜜”理解为一种境界；《华经》《光赞经》将“自然”翻译为诸法实相或空性。
东晋时期，僧肇、竺道生等名僧利用“自然”观念阐释佛教义理。竺道生通过对比法性、无情有性的关系，将法性视作同等内涵的一种认识方式。他认为：“夫体法者，冥合自然，一切诸佛莫不皆然，所以法为佛性也。”这里，“法”， “naturalness”， 和 “Buddha-nature”的意义是相同的。
唐宋时期禅宗进一步突出并强化了这个概念。禅宗主张在自我观照坐禅过程中达到一种融化物我、人与万物都成为一个整体的境界，即禅的境界，也即人与大地相互依存而又独立，不断追求这种共存状态。这是中国佛教独特本土化表现形式，即崇尚大地美丽，与大地保持协调一致。
许多高僧创作优美写景诗，如汾阳善昭：“春雨随春云新泽育万物。一山青点，一草绿匀满枝。雨霏长空静云收色真。此言修道者何物更堪陈？”他们强调在对大世界直觉感应中契悟宇宙实相，以及生命情怀寻求一种平静舒适生活方式。
宋代庐山万杉寺开山祖师大超曾率领僧众种植树木百棵，是农禅并举优良传统之一。庐山历代僧人的植树造林活动不仅美化寺院周围，也促进了当地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这表明从释迦牟尼讲经说法初期到现在，无论是在深山还是城市，都反映出尊重大地以及回归于地球母亲的情感价值取向。
纵览各个地区寺院，无不是森林茂盛花草芬芳，这直接作用于保护环境及保持平衡。而藏族聚居区藏传佛教倡导慈悲平等戒杀，对青藏高原环境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我国四大宝刹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及其信仰形成，更体现了崇尚地球文明回归地球意象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
无论是在深邃寂静的大型遗迹还是喧嚣繁忙的心城，大多数宗教场所都风景宜人且充满活力。大部分民族信仰均蕴含丰富爱护土地尊重生命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伦理思想。应参与当下全球环境治理项目，在推动现代社会技术创新中发挥影响力，以提升其本土文化及精神层面的全局价值面貌，不断加强其内在力量使其更加完善成熟。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让这些历史悠久但仍然具有启示意义的事实被重新发现并受到人们关注，就能让我们更好理解人类如何通过敬畏宇宙来探索自己真正的地位，从而引导未来人类行为走上更加健康可持续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