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哲学与政治思想史上，法家和道家的智慧相辅相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治理体系。其中，“帝王术”作为一种高超的统治艺术，被广泛认为是两大派别理论的实践应用之一。然而，在探讨这一术语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问题：帝王术是法家还是道家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两者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论。在法家的眼中，人性本恶，因此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约束人们，从而达到社会秩序与国家稳定的目的。而在道家的看点，人性本善，但由于世间万物皆有其自然之运转，因此应该顺应自然，不强求不争，以实现个人内心的宁静与外界环境的和谐。
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无论是《管子》中的“合符应变”，还是《韩非子》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内容，都展示了作者们对如何以儒、法、道三者为基准进行政事处理的一些思考。这些思想虽然表面上似乎偏重于法制建设，但实际上却融合了大量道德伦理观念，如人的本质、权力的运用等。
例如，《管子·洪范训》中提到的“合符应变”，即通过调整各方势力之间关系，使之处于一种相互制衡状态，这一策略显然包含了一定的道家色彩——顺应自然而非强行干预。这一点也反映出尽管李斯所倡导的是一种基于儒学基础上的行政管理模式，其背后所蕴含的情感智慧和生活哲学可能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再如，《韩非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更接近于儒家的主张。但仔细分析下来，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种结合了儒、墨（墨子）、名（公孙龙）三者的综合思想。在这里，“修身”意味着个人品德修养，而“齐家”则涉及家庭教育；至于“治国”，则更多依赖于政策执行与管理能力，而不是简单机械地遵循某一派别教条。这显示出李斯并不局限于单一流派，而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寻求最适宜自己的政治道路。
因此，当我们谈及帝王术的时候，即便它表现得更加偏向于某个具体派别，也难以将其完全归入其中，因为它往往是一种集百花斑斓之大成的整体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帝王术既有可能来自於法家，也有可能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它们交织在一起，为当时那些充满挑战性的政治环境提供了一套精妙绝伦的手段。
综上所述，从战国策士李斯提倡的人生观念来看，他并没有直接明确指出自己立足哪一门哲学体系，而他的许多著作都表现出了跨越多个思想流派的大气魄。此外，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正面的解释还是负面的批判，对待帝国主义时代提出过如此深刻影响的一个重要概念——"君师"（即皇朝君主）的形象塑造——我们应当更加审慎，并且能够全面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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