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参的“无为之为”，如同道家经典中的自然流淌，像水流般顺其自然。秦末汉初，英雄辈出，是不缺人才的。但能出将入相，而且善始善终者，似乎唯有曹参。曹参为相以“不治事”闻名，却被誉为“贤相”、“名相”，应该是有独到之处吧。
史载：曹参与萧何深交，为布衣百姓时，与萧何相善。后来汉高祖定元功位次时，群臣皆推曹参为第一，认为他身受七十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只因鄂千秋的反对，结果萧何居首，而曹参第二，这导致两人有了隔阂。但萧何临终时推荐了曹参担任丞相。而当听闻萧何病逝，即告仆人赶快收拾行李说：“我将进京为相。”没过多久，便接到了朝庭使者的召唤。此事足见他对萧何的了解，也足见他的知人察事之能吧。
接任丞相后，他选来木讷厚重长者为丞史，对那些言语文辞上苛刻深求的人，都赶走了。他日夜饮酒，不变更举事，一切遵循萧 何时条文。在卿大夫劝谏政务时，他便饮以醇酒，让他们喝得酩酊大醉而去，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在处理小过失方面，他总是掩饰遮盖，因而大家都安然无恙。在儿子曹窋面前，以惠帝之命询问其父亲：“高帝刚弃群臣而去，您年轻，每日饮酒，不理政务，是怎么忧虑天下事？”但即便如此遭打耳光二百鞭也未改变其态度，只是在朝廷中自称：“陛下自己看与高帝比谁更高明？”惠帝回答说：“我哪里能跟高帝比。”于是他进一步提出：“陛下看我与萧何比哪个更有能力？”惠帝答曰：“好像君不如萧何。”
从这些记载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两点值得学习：于己有“自知之明”，于人能“难得糊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只因当时大乱初定，当局不能再生更多的事端扰民。“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在个人方面是保持了“自知之明”，在国家方面则保证了政策的持续性，使人民能够更加安宁地休养生息。
至于用人的方式，看似遵循道家的原则——守拙、尚愚，并非压制创新精神，而实因当时情形，“尽心守职、勿失此意”就已足够。而且注重团结和宽容，将小过错掩盖起来，使得国府里总是一片和谐平静。当初离开齐国返回朝廷之前，他特别嘱咐后任丞相不要干涉刑狱市场，因为这类事情若干涉过多，便可能引起风波。他认为，“刑狱市场乃包罗万象之所藏污纳垢，其善恶兼容并存，最好让它自然发展，如果管理太严，那么坏人便没有地方可去了，从而可能兴风作浪”。因此，把这件事摆在头等重要位置上。这一做法体现了一种既定的策略，同时也是道家精神的一种体现——料敌机先、未雨绸缪。
如何选择开放还是稳固？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过，《史记》中提到，在他的统治期间，有一句歌谣传唱：
"摄食法令顗若画一，
由此清净民以宁。
盖棺论定，
非吾王也。”
显然，被历史评价的是正确定策。不仅如此，“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观念使人们明白，无需刻意追求新奇，只要坚持正确，就能够获得成功。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仍需学习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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