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英雄辈出，但能出将入相且善始善终的，似乎唯有曹参。曹参以布衣百姓时，与萧何相善，被誉为“贤相”、“名相”，其独到之处不言而喻。
史载：曹参与萧何结交于平民身份后来被推崇为功臣时，其身受七十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但因鄂千秋阻挠落选第二位，这导致两人间产生隔阂。然而在萧何临终前推荐曹参继任丞相，并未因此生怨。
接任丞相后，曹参选拔木讷厚重者担任史官，对那些追求声誉的人则予以排斥。他日夜饮酒，不变更已定事宜，全依萧何时代的条文。此举使得朝中卿大夫无法劝谏，只好饮酒醉倒，无机会开口。
他对小过失持宽容态度，以至于朝廷中人安然无忧。他的儿子曹窋曾被问及此事，他怒打二百鞭说：“天下大事，不是你所应当议论的。”面对惠帝责问，他反问：“陛下自视高于高祖吗？”惠帝答非所问，“君不如萧何。”他回应：“陛下说的对！高祖与萧何定天下法令严明，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我等恪守职责，不敢有过。”
从这些记载看，曹 参至少展现了两点值得学习：自知之明和难得糊涂。那为什么他“不治事”呢？正因为当时国家大乱初定，再生扰民无益。他遵循既定的政策，让人民能休养生息。在用人上，他遵循道家守拙尚愚原则，并非压制创新，而是在百姓需要稳定的情况下尽心守职；同时，他注重团结和宽容，使府中总能安宁。
在离开齐国之前，他特别叮嘱后任丞相不要多加干涉刑狱市场，因为这类事情容易引起风波并藏污纳垢。他认为管理太严会让坏人无处存身，最终会导致国家危险。这一策略体现了他的为人和作为宦官的智慧，为政治提供了一种另类启示——通过“无为”实现有为，即利用既有的秩序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不断革新或干预造成混乱。在历史上，被称颂的是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基于实际情况下的适应性策略。而《史记》中的赞语也证实了这一点：萧何立法清晰，如画；曹参继承前贤，用力不深，只求清净，让民众安宁，这样的治理方式没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