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参的无为之为，犹如道家婚书中的智慧，巧妙地将行动与不动相结合。秦末汉初，英雄辈出，是不缺人才的。但能出将入相，而且善始善终者，似乎唯有曹参。曹参为相以“不治事”闻名，却被誉为“贤相”、“名相”，应该是有独到之处吧。
史载：曹参为布衣百姓时，与萧何相善，后来汉高祖定元功位次时。群臣皆推曹参为第一，认为他身受七十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只因鄂千秋的反对，结果萧何居首，而曹参第二，这导致两人有了隔阂。但萧何临终时推荐了曹参作为丞相。而当萧何病死后，他告诉仆人赶快收拾行李，说：“我将进京为丞相。”没过多久，便朝庭使者果然召他进京。此事足见他对萧何的了解，也足见他的知人察事之能吧。
接任丞相以后，他选来木讷厚重长者为丞相当史，对那些言语文辞上苛刻深求、想一味追求声誉的人，都赶走了。他日夜饮酒，但举事无所变更，全遵循萧 何时的条文。卿大夫见他不理政务，都想劝谏他，但凡是来者，他便饮以醇酒，一直到大醉而去，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他的儿子 曹窋，为中大夫，被惠帝怪责，因为认为他欺自己年少，便对 曾孙说：“你回去这样问你父亲：高帝刚刚弃群臣而去，你每日饮酒，不理政务，是怎么忧虑天下事？”
于是 曾孙回家按惠帝所教问了，但遭到了父亲二百鞭打，说：“天下大事，不是你所应当议论。”在朝廷上，当惠帝责怪 他打儿子时，他迅速叩头说：“陛下自己看谁更高明？”惠帝回答说：“我哪里能跟高帝比。”接着又问，“我与萧何哪个更有能力？”惠帝回答说：“好像君不如萧何。”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个人方面，有“自知之明”，国家方面则保证了政策的持续性，使人民能更好地休养生息。在用人方面，即遵循道家的原则，并非压制创新精神，而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只要“尽心守职，无失其常”。同时注重团结和宽容，使得国家能够安定下来。
曾经离开齐国返回朝廷之前，他特别叮嘱后任丞 相，“刑狱和市场托付给你，请千万不要多加干涉。”后任丞 相询及治国是否还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事物？然而答案是“No”，因为这些事情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如果管理过严，那么坏人就没有地方藏匿，他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从而危害国家安全。这体现出了两种策略——开拓创新以及守而勿失——如何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它们。一句话，可以概括他的治国哲学：视现实情况而定。
《史记》中记载称：三公共坐于堂前，其余官吏散坐于旁侧，以待命；公车驾至，则各升堂立于其列席；车驾既入，则卑官先退；诸侯、大夫、博士以下级降座焉；至尊王侯则坐其中席，或就旁门望风色也。而此等制度既设已久，用之未尝废也，所以法令简易，不烦民力，此乃古今所以贵顺德行仁政者也。当初许多士大夫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显示自己的才华，但是往往不会达到预期效果。而曹 参 的 “不治 事”实际上是一种智慧，它通过一种特殊的手段实现了一种平衡，让一个时代能够和谐发展，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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