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参：道德经精髓中的“无为之为”，比喻其治国之术。秦末汉初，英雄辈出，但能善始善终者，唯有曹参。虽以布衣百姓时与萧何相善，后来汉高祖定元功位次时，被推为第一，但因鄂千秋的反对，结果萧何居首，曹参第二，此事足见他对萧何的了解，也表明他的知人察事之能。
曹参接任相国后，对那些言语文辞上苛刻深求的人，都赶走了。他日夜饮酒，不理政务，只遵循萧何时的条文。卿大夫见曹参不理政务，都想来劝谏，他则饮以醇酒，让他们大醉而去，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曹参见别人有小过失，就掩饰遮盖，因而大家都相安无事。他的儿子曹窋曾被惠帝怪责，以为他欺自己年少，便让他问父亲：“高帝刚刚弃群臣而去，你身为丞相，每日饮酒，不理政务，是怎么忧虑天下事的？”
当惠帝责怪他打儿子时，曹参叩头说：“陛下自己看与高帝相比谁更高明？”惠帝说：“我哪里能跟高帝相比。”于是，“于己有自知之明”，于人能“难得糊涂”。
那为什么曹参“不治事”呢？只因当时大乱初定，不生扰民。他在个人方面是有“自知之明”，国家方面保证政策持续性，使人民休养生息。在用人方面，他似乎遵循道家原则，并非压制创新，而是因为百姓实在经不起干扰，所以只要尽心守职、遵而勿失就好。
当初，他离开齐国返回朝廷前特别叮嘱后任丞相：“刑狱和市场不要多加干涉。”这件事体现了他的为人和为官两种策略，即不可逼人上绝路及料敌机先、未雨绸缪。这也是道家精神的一种体现。
如何选择开拓创新还是守而勿失？应当视情况而定。在《史记》中，有百姓歌颂其清净使民宁曰：“萧何法画一；曦若代之守勿失载清净民宁一。”盖棺论定，确实没有错。而且，其治国方式，如同道德经中的精髓，可以称作一种另类启示，对于我们今天仍旧值得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