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深入研究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并提出“秦汉新道家”这一概念。1981年，我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的文章”，随后在1984年出版了相关论文集成的书籍《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虽然这个提法曾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但真正支持并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并不多。
与此同时，关于黄老之学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吴光的著作《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丁原明的作品《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都是基于战国时期黄老之学，并包括了秦汉时期的“黄老道家”。胡家聪、白奚以及陈丽桂等人的著作则更专注于战国时期的“黄老新学”。
我所说的“秦汉新道家”与“黄老”的关系非常紧密，因为 黄老道家也是我提及或考虑过的一个方面。“黄老”一词，在文献中有着确凿依据，如申不害、韩非、慎到等人都将其归结为源头。此外，《史记》中还记载了许多有关 黄帝与 老子的联系，比如盖公善治 黄老言 和 陈平本好 黄帝、 老子的术。
随着对 黄帝 传说的大量出现，从战国中晚期开始，相应地有大量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书籍涌现。在这些书籍中，最受欢迎的是五种属于 道家的类别，以及兵阴阳 五种和神仙四种。这说明这些书基本上可以归类为混杂且多样化 的 道家思想，它们是由主要是 道家的人物创作，而且如 《黃帝君臣十篇注》的记载：“起六国时，与 《大智度論》 相似也。”这表明它们是在战国时代根据 《大智度論》的基本思想而创作出来的。
实际上，这些只是众多被认为包含有 黃少 思想内容文献的一部分。而近些年的简帛出土材料提供了更多关于 黃少 学说的证据，使得我们对这段历史了解更加丰富。毫无疑问，黃少 學是 道家的核心，是戰國至漢初時期的一個發展階段，以 老子的思想為基礎，並創造並包含了許多關於 黃帝 的各種思想與學問，這體現了一個包容性的發展過程。
這種提升黃帝的地位並創造黃帝書籍的情況，大概是在與儒學爭鳴時產生的。当权者信奉黃少 之言行用黃少 之術，這使得當時顯得特別重要，因此到了漢武帝時候便有著集大成般著作—— 《淮南子》 出現。
從這裡看來，“黃少 學”或 “新的黃太 學說”，甚至 “新的道教派系” 等詞語自然會被使用，因為它們能夠反映出一個巨大的包容性，也是一個持續發展中的實際情況。因此，用 “秦漢 新道教派系”，或者稱為 “魏晉 新玄學”，直至唐宋以後（乃至當代）的 “新的玄學派系” 去形容和解釋 道教派系 的歷史進程，比起只用「」、「」等詞彙，更具有系統性，可以清晰地展示出了它們如何隨時間而演變，也反映出了它們如何吸收其他學派或思想，並將其融合進自己的体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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