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北京白云观举行了全真派第一次的传戒合影活动，图片由宋士洪道长提供。对于戒者而言，禁忌之义是归于真理的要素，是修行的务必。天真皇人曾说：“既称道士，不以非道士之模范为行；凡言真人，不以非真人之规为习。”一旦踏入戒坛，就需秉持诚意接受戒律，努力保持安静，并遵循严肃的威仪。我们应远离五祖和七真的轨迹，以立足于品德中，为全真榜样而自豪。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全真派传戒并不算是一种法事活动，而应该视作严格的教务活动，是维护严肃道纪、重建教制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全真派并不是最早开始进行传戒活动的情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正一道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传统，有许多古老的经典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敦煌文书中，有一篇《唐景云二年道士王景仙从雍州长安县怀阴乡东明观三洞法师中岳先生张泰受十戒十四持身品牒（十戒经盟文）》。这份盟文详细记录了女道士王景仙如何在张泰门下接受十大誓言，并发誓将其作为身外之宝去修炼和供养。
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佛教对我们的传承有所影响，这一点站不住脚。原因之一，在于印度佛教本身并没有记载过类似的传授或接收律法的具体活动。当地主要通过讲经辩论来推广佛法，而佛祖提出的某些律则更多体现在讲解方面，没有直接涉及到实际操作中的传授过程。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在中国境内，无论是唐代还是宋代，对于这种行为的记载都晚得多，比起当时已有的正一派即便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着类似的制度。
全真派对于这个过程非常认真的态度表现在一个方丈大律师不会轻易向不符合条件的人授予这些神圣的手续。在《玄都律坛内庭要秘》中列出了十个必须具备的情况：好求胜法、好近贤智、聪哲赏别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那些接受这些手续的人能够真正地理解并实践这些原则。
再者，当方丈决定授予某个人这样高贵的地位，他会考虑很多因素，如心行是否纯净、是否尽力诚恳以及他们是否具备坚定不移的心志。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他甚至会选择将石匣藏匿在名山福地或海岛龙宫里，让自然界决定何时出现继任者。
总结来说，整个系统源远流长，从太上直至科仪，即成为了后世众多宗派共享的一套基本准则。最初的时候，这些规矩相对简单，最核心的是禁止贪欲和保持清静状态。而《老君想尔戒》被认为是正一天师所创作，是最早的一部正式规定性质的手册。此后，上清、新灵宝各自设立自己的规矩，其中包括“三皈”、“五戒”、“八戒”以及更复杂一些的小节条款。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一场文化变革——北宋期间兴起的大乘宗学——使得新风潮席卷全国，同时也促成了新的规范产生，即所谓“六耳不谈”的秘密制度，它旨在保护这些神圣知识仅限于特定群体成员之间交流，以防止它们落入非授权人物手中。这一切背后的目的是让修炼者能够走向超脱尘世，一步一步成为真正可与仙侠齐肩匹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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