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英雄辈出，是不缺人才的。但能出将入相，而且善始善终者，似乎唯有曹参。曹参为相以“不治事”闻名，却被誉为“贤相”、“名相”，应该是有独到之处吧。
史载：曹参为布衣百姓时，与萧何相善，后来汉高祖定元功位次时。群臣皆推曹参为第一，认为他身受七十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只因鄂千秋的反对，结果萧何居首，曹参第二，这导致两人有了隔阂。但萧何临终时，他推荐了曹参作为丞相。而当他得知萧何病重，他告诉仆人赶快收拾行李说：“我将进京为相。”没过多久，这个消息也确实传到了朝廷，使者果然召来了曹 参进京。这件事足见他的对待朋友的态度，也足见他的知人察事之能吧。
接任丞相后，他选用木讷厚重长者的方式处理政务，对那些追求声誉的人都予以排斥。他日夜饮酒，不改变任何事情，只遵循萧何之前制定的条文。在这期间，无论谁想劝谏他，都会被邀请喝酒，一直喝到醉倒而不能说话。此举使得大家都安心工作，没有发生纠纷。
关于小过失的问题，他总是掩饰和遮盖，以此维持团结和平静。他儿子 曾经因为中大夫的事情，被惠帝质疑，但遭到了父亲打骂，因为天下大事并不需要参与讨论。在一次上朝过程中，当惠帝责问他打自己的儿子时，他回答说：“陛下自己与高祖比哪个更高明？”接着又提及与萧何之间的能力差异，最终解释自己和其他官员都是遵循既定法则，不敢做出错误，以保持国家稳定。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个人方面他具备“自知之明”，在国家方面则保证了政策连续性，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这就像是道家的“守拙”、“尚愚”的原则，并非压抑创新，而是基于当时的情形，即百姓承受不了更多干扰，所以只要尽心守职、遵守既定的规矩即可。此外，他注重团结和宽容，将问题视作细微瑕疵而选择忽略，从而维护了一种安宁状态。
当他离开齐国回到中央的时候，就特别告诫其继任者不要多加干预刑狱和市场这两个领域。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物，因为它们藏污纳垢且善恶并存，如果管理过于严格，那么坏人的地方便没有去处，他们可能会造反危害国家，因此把这些事情放在首要位置。他这种做法体现了两方面：一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智慧，即避免逼迫人走绝路；二是在治理国家上的智慧，即料敌机先、未雨绸缪，这些都是道家精神的一部分。
开创新局面是一种策略，同时保留成果也是策略，有时候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最佳方案。在《史记》中描述：曾担任丞相当时间的 替代 萧 何之后，“清净”，民众歌颂称赞他们：“萧 何制定法令，一丝不苟； 替代 之后的 替 ，坚守已有的成效，让民众安宁。”由此看来 替 的做法是正确无误的。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上进行转变或保持现状并非简单直接的事，而需深思熟虑，更像是一门艺术。一句俗语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很多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便主动与前任对立，但往往效果不好。而 曽 的 “不治事” 实际上正是通过 “无 为 而 有 为”的方式，为执政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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