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参的“无为之为”，如同道教经典中的智慧比喻，静默地映照着他内心深处的谦逊和智慧。秦末汉初，英雄辈出，但能出将入相且善始善终者，如同曹参这般贤相，似乎只有他一人。曹参以布衣百姓身份，与萧何结交，其后汉高祖定功位次时，被群臣推崇为第一，而萧何居首，曹参第二，这让两人产生隔阂。但萧何临终前推荐曹参为相，并在病危之际向曹参推荐，此事足见他对萧何的了解，也展现了他的知人能力。
接任相国后，曹参选用木讷厚重长者担任丞相史，对那些追求声誉的人都予以驱逐。他日夜饮酒，不变更任何事务，全依照萧何时期的条文进行。此举引起卿大夫来劝谏，但每次被喝醉而未能开口。
对于小过失，他总是掩饰遮盖，以此保持大家安稳无忧。他的儿子曹窋曾被问及其父亲不理政务的问题，结果遭到父亲二百鞭打，以示天下大事非儿子所应议论之物。在朝中，当惠帝责怪他打儿子时，他反问惠帝是否认为自己与高帝、与萧何有多少才能可比，这样回答使得惠帝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并赞同了他的观点。
从这些记载看来，至少可以学习两点：自知明鉴于己，有难得糊涂于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大臣们称颂他为“不治事”的原因——因为当时社会需要的是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
关于用人的方式，它似乎遵循道家“守拙”、“尚愚”的原则，是为了确保政策连续性和社会稳定，而不是压制创新精神。当初离开齐国返回朝廷前，他特意叮嘱后任丞相不要多加干涉刑狱市场，因为这类事情容易导致国家不安，从而提醒我们不可逼迫人走绝路，同时也是料敌机先、未雨绸缪的一种策略。
开拓创新和守而勿失都是策略，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哪一种。《史记》中描述了人们歌颂他的措施：“一法一约，一治一宁。”因此，可以说没有错。而他的“不治事”，其实是通过“无为”实现有为，对于作为官员来说是一种另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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